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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布坎南:作為“科學”的經濟學與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之間的聯系和區別

時間:2015-07-01 來源:

    一、導言

   狹義地講,描述硬科學科學毫無疑義是實證的。科學家們的工作大體上是發現那些可稱為外在的、已經存在的明顯的現實,或是(如果他們水平再高些)構造模型,這些模型能對關于特定實驗的結果作出某種值得爭議的預見。科學是關于或猜想的,而不是應該科學家極少向他或她本人提出關于他的或她的存在目的的問題。然而,科學為什么具有最終的社會價值?問題一旦這樣提出,嚴格的實證界限很快就消失。通過或多或少的自然的假定,科學由于能預先指明其可控制的用途而具有了價值。物理學作為實證科學,就是諸如宇宙航行和氫彈這樣的現代技術奇跡的先導。

  認識真理吧,真理使你多產這句格言完全適用于科學,尤其是在本世紀中期及此后出現了那些令人畏懼的倫理問題的時候。對物質世界運行的認識,已經允許人類日益擔負起對他周圍自然過程的控制。并且除了我們時代那些新的倫理問題外,這種由于科學應用而成為可能的控制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際成為單向性的了。這種控制已經引人注目地改善了人類的命運。但這種改善如何衡量呢?通過人類自己的評價來衡量——這是所能提供的唯一令人滿意的回答。然而應該承認,在這個回答里已經具有了規范的含意。改善是隨著科學使控制成為可能而得到的;因此應該從事科學;這就存在對科學家們的才能運用的明顯的規范支持。

   人類是一個世界,人類活動是自然過程。既然如此,難道日益增長的關于人類及人類活動的認識在科學中沒有它的適當地位嗎?難道我們不應該期望這種認識的增長將產生出可與那些從一般科學發展的其他方面出現的已被證明的結果相媲美的結果嗎?為什么在人的科學和別的科學之間應該存在一條絕對的界線呢?

   如果科學的規范目的被忘卻,這些問題就只有單向答案。日益增長的科學認識和改善之間的必然聯系,是由知識所允許的控制提供的,這種控制可以運用來促進人們作出肯定的評價。在這方面,人的科學能做到與物的科學相一致嗎?

   二、作為實證科學家的魯濱遜·克魯索

   考察一下魯濱遜·克魯索(Robinson  Crusoe)在他的海島上獨自存在的情形。在某種意義上,他的大部分行為都可稱為一個正在制造并驗證假說的實證科學家的行為。這種紅色的漿果使我生病;那種藍色的漿果使我健康。島東邊海里魚兒很多;島西邊海里有鯊魚。克魯索正在驗證關于他的身體,關于他的性情,以及關于他的新環境的外部因素的假說。他在從事人的科學以及其他各種科學的研究。當他通過自己的計算,應用新獲得的認識,并按照這種新認識控制環境及他自身時,他的生活標準改善了。

   讓我們現在轉向星期五(Friday)為出現后克魯索在海島上的情形。星期五現在成了克魯索自然環境中的一部分,克魯索將像對待其他部分一樣去獲取關于這一部分的認識。因此,他將繼續像一個實證科學家那樣行事。他將提出并且驗證假說。當他這么做時,他將獲得認識,而且他應用這種認識時,這種認識將允許他去控制星期五的行為。而當他做了這些后,他將能改善——按其標準——他自己的生活。為了說明問題起見,甚至可以離開笛福(Defoe)的敘述,想像克魯索發現星期五對蛇極為迷信,以至到了害怕蛇的形象的地步。由于做出了這個在完全意義上是真正的科學發現,克魯索也許通過在沙面上描畫各種形象.便能按照他的意愿去構造星期五的行為。

   故事到此忽略了星期五也具有像一個實證科學家那樣行事的能力。對于星期五來說,魯濱遜·克魯索是這個新的自然環境中的一部分,并且他也將提出并驗證關于克魯索行為的假說。克魯索和星期五這兩個實證科學家,都在發現他們的環境的各個方面,并且他們各自為了改善自己所評價的生活標準,都通過應用他們的科學發現來控制這個環境。克魯索在利用星期五對蛇的迷信恐懼;星期五在利用他所掌握的關于克魯索的認識。每個人各自的處境,都比沒有一點他所發現的科學認識時要好。

    三、合計

   作為例證的克魯索和星期五的故事的寓意應該是清楚的。各人在作為實證科學家行事。并為自己的目的應用他的發現時,都會發覺這種活動是有報償的。但是,由于現在有了彼此相互作用的兩個有知覺的存在,從而不存在要求科學”——在該例證研究中實踐的科學——去改善這兩人團體的福利的任何事先基礎。對作為一種活動的其含義在導言及在克魯索的一人環境中都不言而喻的科學的規范支持,當被應用到相互作用行為時,似乎有疑問了。科學在應用時暗含著控制,而對各個不同的個人目的的控制并不必需導向共同利益。

   克魯索和星期五一起生活時所面臨的不是一個標準意義上的科學問題,無論一個人或兩個人獲得科學認識的進展多么迅速,他們所面臨的仍然是一個相互調整的問題。在這里,不存在有任何有待發現的將有助于實現這種相互調整的現實外在。各人會逐漸認識這個自然環境中各種要素的所有權,并且各人會以相當的精確度構造處于各種相互作用環境中的

   另一人的行為。當克魯索(或星期五)發現星期五(或克魯索)以某種方式按照他的存貨增減來行事時,各人都會運用我們稱為經濟科學的東西對另一人的行為作出預測。但是,只要各人都是獨立行事的。這個環境將仍然是一個無合作競爭的環境。在這種無合作競爭中,競爭科學充其量只能向競爭者們指出某種最理想的策略選擇。我們由此可以聯想到,一個許多人的社會就是一個具有復雜情況的克魯索-星期五環境。

   四、各種制度的構想-評價: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

   然而如果我們假設克魯索(或星期五)構想(夢想)一個不同的世界,那末這仍然是一個他和星期五(或克魯索)孤獨存在的那個海島世界,但是是一個兩人之間的相互作用變成為合作的世界。不過什么才是值得考慮的構造方案呢?當然,克魯索可以把他本人和星期五構想成完全不同的生物,但他知道這種構想不過是妄想。在那些兩人同樣可被認識的可行方案范圍內,克魯索(或星期五)仍可構想各種可能性”——這是從沙克爾(G.L.S.Shackle)那里引進的一個有用術語。一個各人抑制自己不去利用另一人的已知弱點的世界,對兩人來說也許都是一個更好的世界。在他構想這個可供選擇的相互作用時,克魯索被要求從事一種性質上與描述他對漿果可食性或星期五迷信這些真理的研究的科學截然不同的科學

   這里要求的是對其他人的行為進行某種構想,而此種其他人行為在性質上完全不同于只是由一組對環境變化的預期反應構成的直接反應模式。克魯索作為一個簡單意義上講的實證科學家,按照所獲認識行事,便可作出一組關于星期五對外界刺激因素的反應的預測(當然,星期五對克魯索同樣可以這么做)。但這組預測將不會直接有助于構想從躍出無秩序狀態離開獨立調整均衡擺脫兩難境地中產生的相互作用。克魯索(或星期五)必須構想一個在某種意義上道德與他等同的人,以便考察共同的利益前景。進而,他必須構造這個在其中各個當事人都按贊同的契約規則行事的相互作用環境的預期的實際性質。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就描述這種制度評價過程。

   動物的相互作用決不可能為這樣一種構想提供基礎。亞當·斯密有一段話被經濟學家們極大地忽略了,在這段話中,他敏銳地感覺到了人類相互作用和動物相互作用之間的這種區別。斯密指出,人類進步源泉正在于人類的相互交換傾向,并且他特別指出,沒有一個人看見過一只狗公平審慎地同另一只狗交換骨頭

   五、約束中的私利追求

   理解上面討論的道德上同等這個詞的確切含義是必要的。克魯索不必在這個詞的普通含義上構想星期五是道德的;他不必把星期五設計或構造為一個仁愛的人,一個即便在最小程度上把克魯索的利益看成是他自己利益的人。這就是說,在能保證共同利益的可能有結果的相互作用中,不必要求星期五去克魯索,也不必要求克魯索去星期五。星期五可以被構造為一個自發追求個人利益的人,但這是一個其預期行為自愿約束在共同利益界限內的人。

   18世紀道德哲學的主要貢獻是認為,這樣的界限既可在理論上也可在現實中劃定。無此種認識,便不能逃脫出這種觀念:只要一個人沒完全接受教堂的道德訓誨,他就必須被統治自由人作為一個合理的哲學觀念,唯有承認在指定的行為界限為最小時,即從這些行為遠遠達不到某種道德完善博愛標準的意義上講時,才會出現。在中世紀哲學家們看來,人不可能是自由的,因為他不可能是圣徒。

   對于現代經濟學家們,這個輪子又轉回了原位。許多經濟學家在人的行為的所有方面,都把他構造為一個純財富極大化者。他們沒有看到,除非被約束在共同利益界限內,否則在規范含意上人不可能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約束的人是一頭野獸;這是一個必須為我們所有人承認的簡單而基本的事實。并且,如我們在上面所論證的,鑒于這些聰明的野獸能非常熟練地運用被稱為經濟科學的東西,因此,除非承認向行為施加限制的規范意義,否則他們就不可能評價各種合作的社會秩序的方案。他們不可能作為政治經濟學家行事。在定義和運用上都類似硬科學的經濟科學,需要某些人成為受其他人操縱和控制的呆人。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18世紀的貢獻是架起了作為一方的經濟人和作為另一方的社會福利團體利益之間的橋梁。曼德維利(Mandeville)、休謨(Hume)和斯密并沒有發明自發追求私利的人的觀念。這種人已經存在數世紀,并且被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 17世紀著重引進哲學意識。通過樹立霍布斯的契約觀,并通過假定可能存在著由約翰·洛克(John  Locke)指出的有限主權, 18世紀的哲學家們證明,在這些約束行為的界限之內,個人方面的追求私利動機可以促進整個人類社會的福利。

   讓我們再回到克魯索-星期五例證,并只集中在一個當事人的計算上。我們可以看到,克魯索必須構想在一個有限制或有約束的環境中兩個當事人如何相互作用,在這個環境中各個當事人都為個人利益所驅動,但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受到某種共同接受的法律的約束,這種法律可以是由道德導出、外部施加、約定俗成或契約規定的。對這樣一種追求個人利益的人們在法律范圍內作出他們自己選譯的經濟構想,成為一種科學結構,但這種科學結構與那種直接把人構造為野獸并且不包含對極大化行為的約束的科學結構,在性質上是截然不同的。

   六、作為科學的經濟學與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

   在法律約束下的經濟中,人們作出的關于相互作用行為的科學構想,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用途和應用。通過假定在法律界限內的其他人的追求個人利益行為,作為科學家行事的個人可以做出并驗證關于他們的行為的預測,這些預測無論是對于自身,還是對于改善這個科學家或科學家代理人的福利,都證明是有用的。這種預測性的作為科學的經濟學對于政府代理人、廠商及個人,都肯定是有價值的。如果人們能夠更精確地預測他們對手的策略,他們就能更好地進行競爭

   但是還存在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運用,這種運用我們稱之為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它的目的是用某種最終目標來評價約束結構或法律結構,這種最終目標是為提高潛在共同利益的開發效率而進行的重組或改革。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所要求的,不只是作出和驗證關于在現存一套約束和某種既定法律下的行為的預測,盡管它毫無疑問仍然有必要投入這種運用。而且這第二種科學還要求對現存約束制度下那些被觀察的結果,與對預測會在各種可供選擇的制度下出現的那些結果之間,進行某種比較。

   由于可供選擇的約束不是現實存在的約束,因此,決不可能對可供選擇的約束的結果進行觀察。各種可供選擇的結構只是作為各種可能性,作為人們通過自己的選擇所產生的各種約束存在的,而人們是從非現實存在的構想而不是從某種等待探索和發現的現實外在出發進行選擇的。在這個層次上,已證明在描述普通科學研究活動中是有用的發現隱喻法,在應用于各種可選擇約束結構的比較分析時,必定導人歧途。

   正因為沒能區分在廣義上所包含的這兩種不同的科學,現代經濟學常常忽視了它的存在目的。由于在普通科學的探索-發現隱喻法中構造他們自己的活動,由于對科學和控制之間的實證-規范關系的錯誤理解,現代經濟學家經常無意地傾向于支持那些總是把其他人當作控制刺激的潛在響應者的人;支持那些作為代表現代國家機器的代理人的公認的權力主義者。現代經濟學家們對于他們是做什么的經常全然不知,他們發明了現代國家用來束縛他們及他們的伙伴的桎梏。

   七、預測科學、行為和選擇

   在同一個時間,人不可能既是一個受科學預測支配的行動中的生物,又是一個不受獎懲制度控制的選擇中的代理人。這個事實在典型平均的意義上,對單個人和群體二者都是適用的。若對此作不同的說明,僅靠預測性行為科學便無任何方式可解釋人們中間文明秩序的存在。18世紀哲學家們懂得這一點;而他們的現代同行卻忘記了。

   克魯索必須從一開始便把星期五構想為與他同樣的人,這個人承認施加在雙方當事人的行為上的約束是合乎需要的,但他必然拒絕單方面的施加約束。從無秩序到有秩序的飛躍,同時就是預測性科學以外的一個飛躍。文明秩序要求相互贊同和相互接受貿易道德,或者更簡單地說,要求相互遵守契約協定和承諾。文明秩序是建立在按其最廣泛含義理解的交易之上的。文明社會要求并意味社會成員中間交易的互惠性。

   但是,在互惠交易中包含的真理是什么呢?預測性科學依其性質在探索和發現真理中是單向的,真理被假定是完全獨立存在于探索和發現它的工具之外的一種稱為外在的現實屬性。這種紅色漿果是有毒的”——這個科學結論在克魯索看來是完全獨立存在于他用來發現該結論的有效性的工具之外的。

   可是,讓我們把這種科學結論同克魯索的純理性推論加以比較。克魯索的純理性推論是:他和星期五兩人,根據他們自己的條件,通過建立在比較生產利益之上的簡單貿易,都可改善他們的命運。對于克魯索,這種推論是一種假說,他唯有向星期五提出這個建議,征得他的同意,并且這種同意必須在遵守共同利益界限條件下在行為上表現出來,該假說才得以驗證。

   在這些一致的界限內,克魯索的確可以把星期五構造為一個經濟人,一個尋求獲取私利的人,一個不關心貿易伙伴的福利的人。反過來,星期五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構造克魯索。可是,重要的是認識到,在這些界限內,雙方當事人都可能背離嚴格的追求純財富極大化的經濟人假設。各個交易人不會完全達到個人利益的極大化。這不是出自對他的貿易伙伴的福利的關心,而是出自承認全體當事人的共同利益是穩定的文明秩序的絕對必要條件。完全可以認為,就廣義的合理性而言,以承認這些界限為基礎的行為是可以恰當地定義為合理的行為的。

   八、從簡單社會到復雜社會

   可是,當我們把注意力從簡單的兩人相互作用轉到一個許多人社會時,必定會對那種要求自愿遵守全體人的共同利益界限的行為模式提出疑問。克魯索不妨構想一個兩人社會,該社會體現了對受尊重的行為約束的一種贊同,他似乎可以期望明智的或長期的追求私利動機會使兩個當事人都趨向接受含有預測行為反應的理性戒律。但是,在一個有許多人的環境里構想這種自愿行為約束,在科學上未免太天真了。這是因為,以對自愿約束的預期為基礎來決定自己行為的任何嘗試,都會導致災難性的個人后果。

   在一個許多人的復雜社會里,構造這樣的行為者,似乎他們并非是自愿地按照由共同利益規定的界限來約束他們的行為,就變得十分必要。這種行為模式的確體現了嚴格意義上的經濟人或純財富極大化)假設。但這些模式不是用于普通科學含義上的預測和控制的。反之它們是用于這樣的目的:允許個人(每一個人)在各種可供選擇的制度的約束中作出信息靈通的和有經驗依據的選擇。這些約束是為所有當事人彼此承認和接受的,并且盡由君主從外部強制實施的。

   在復雜社會里,不能過分忽視君主和政府的強制作用;必須公正地承認這種強制作用。君主必須實施法律維持和平,或者用本文的術語來說,必須把人們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保持在共同利益界限內。君主被授予的權力的范圍和程度,將主要取決于從相互作用模式結構產生的分析結果。正是在這種模式結構中,關于人類行為的經濟人假設才呈現最大價值。唯有通過考察在其中所有人都被假定是追求私利的個人純財富極大化者的模式的作用,才能規定合適的法律界限,并且合適的法律界限才能進入有效的立憲對話。為了使這些分析結果普遍化以便為由君主代理人強制實施的法律提供一個基礎,而把人們構造為圣徒,這將是愚蠢的。但在另一方面,為了引導出立憲結構而以經濟人模式構造人們,則與作出無論在平均還是典型意義上人們都將必然作為經濟人行事這種預測,完全不是一回事。正統的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關于按照純財富極大化戒律行事的人們相互作用的科學——不被也不應該被看成類似于僅僅提出值得爭議的假說的作為科學的經濟學。把人們構造為是純財富極大化者的作為實證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由于它的最終規范目標,并沒有積累起關于可觀察世界中行為關系的預言式的知識,這種預言式的知識最終是有助于某些君主去控制那些其行為受到該種知識分析的人的。政治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使人們能夠在某種構想狀態中,分析他們自己的以及其他人的行為,并且從這種分析中,規定合適的或期望的將體現在由君主實施的法律中的各套約束。

    九、君主模式

   沒有對方法論問題進行深刻思考的現代經濟學家們,或許不會竭力反對以上概述的這種區分。如果必要,他們大概會同意這一點,即關于他們所探索的經濟現實的知識,對于用于立憲和法律改革對話的真正的政治經濟學,基本上是有用的。但即使承認這一點,他們還是會回到老一套上去;而撇下一堆已提出的關于執法人、君主、政府以及現代國家代理人模式的問題。

   19世紀和20世紀的政治一法律一社會哲學的主要不足,是一直沒有構造君主行為,或者更確切地說,沒有構造那些被授權代表國家和政府行事的人們的行為。這個不足比起在構造我們稱為私人的行為方面的任何不足來,都遠為突出和普遍。為了有助于法律改革對話這個合理目的,私人常常被構造為經濟人。相形之下,公共人除了不言而喻被當作賢人之外,幾乎完全沒有被加以構造。分析中存在的這種反常現象已被逐漸認識,并通過1960年以來公共選擇理論的影響被部分地加以糾正。

   此種反常現象的原因,部分在于前面提到的經濟科學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之間的混淆。公共人,即以君主名義行事的代理人、當選的立法人、法官、官僚以及對約束和限制公民自由的那些選擇權決定取舍的人,未能在概念上被構造為其行為目的是追求個人利益,而同時又在以一般利益為基礎的職能作用中被構造為是正當的或合法的。形成對照的是,追求利潤的企業家(亞當·斯密眼中的屠夫)則被構造為其目的是財富極大化,而同時由于促進了一般利潤,該目的又是正當的。但是,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市場中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必須以受共同利益界限的限制或約束為先決條件,即使這種作為先決條件的約束的必要性并未經常被清楚地認識到。

  私人公共人這兩種模式如何才能彼此一致呢?如果將公共人的行為同在市場模式中相互作用的人們的行為加以比較,那么公共人必須被構造為追求私利者。可是,既然這樣,公共人的作用又如何能被證明完全是正當的呢?

   對約束的認識有助于解決這個似乎是兩難的問題。這就必然要區分作為行為預測科學的經濟科學和為了設計合適的法律和立憲約束而構造相互作用模式的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在后者,唯有通過構造廣義上追求純財富極大化的私人,才能設計其目的是促進一般利益并與人之間的不正當利用的市場法律結構一市場的法律和制度。比較原理告訴我們,出于同樣的理由,公共人必須作同樣的構造。如果正確設計出規定權限的法律和立憲約束以及權限內的行為,代表國家行事的人就必定可以構造為一個純財富極大化者,同時他又是正當的公共人也如其市場中的同伴一樣,可以被約束在共同利益界限內行事。假如其行為受到適當約束,公共人不可能利用他的伙伴的職權。

   包含經濟人的科學結構同樣適用于比較兩種相互作用模式,比較市場中人們的關系和政治或政府中人們的關系。經濟理論在其出現和發展以來,幾乎完全致力于分析市場中的人,而忽視了這全部運用的最終目的。在公共選擇革命之前,基本不存在可與之比擬的關于政治中人們相互作用的理論。由于缺乏這樣種理論,根據預測的結果就將以君主身份行事的人們無條件地看作為是賢人。18世紀的智慧已認識到有必要對統治代理人進行約束,而這一點后來幾乎完全遭到丟棄。人們長期以來一直沒能理解和估價對政府和統治者們進行立憲約束的理由。這樣,在基礎社會哲學中。便出現了令人可畏的規范空白,這一空白的存在很明顯是由于缺乏一種在其正確結構意義上來使用的科學理論。也許可以毫不夸大地設想,如果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是被正確地而不是錯誤地運用,許多現代國家的億萬公民本來是可以免受以各種化身存在的集體主義所造成的痛苦和恐懼的。

   十、結論

   當然,經濟學家們既會繼續從事作為科學的經濟學的研究,也會繼續從事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的探索。在前者的任務范圍內,他們將以經驗驗證作為科學進步的一個重要標準,努力在歷史上可觀察前制度結構內,構造出更為滿意的人類行為模式。這些努力必須繼續進行,我在本章的觀點并未含有與此相反的意思。可是經濟學家們必須理解,這全部運用的基本規范目的,是推進各種可選擇的制度的比較經濟科學不是為那些企圖運用科學知識來控制其他人的當選代理人提供幫助的,不過,即使這些警告受到注意,作為科學家的經,濟學家的任務也不局限于這里定義的經濟科學在對各種可供選擇的制度進行比較時,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所承擔的任務,也許比預測性的經濟科學更為重要。社最終意義上,這門科學也發現其規范目的在于控制——這是通過對我們在其中相互作用的制度和立憲約束進行選擇后對我們的行為施加的那種控制。但是,在運用科學以幫助控制主體和客體(有生命的或無生命的),和運用科學以幫助對既是控制者又是受控制者的人們的行為進行自我約束這二者之間,存在著至關量要的區別,這一點必須牢記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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